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朋友犯错的时候看看胡适是怎么做的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7:29:22 阅读: 来源:绉类厂家

原标题:朋友犯错的时候,看看胡适是怎么做的

1

一百零一年前,刚从日本回到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,收到了长兄周树人从北京寄来的一本《新青年》。上面有一篇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主张“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”。周作人大为赞许,记住了作者胡适的名字。

过了几个月,周作人北上到北大教书,文科学长陈独秀告诉他:胡适是安徽人,目前正在美国留学。半年后,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应聘进了北大任教。

9月的一天,周作人跟朋友君默一起去看文科教员预备室,遇见了胡适。这是33岁周作人和26岁胡适的第一次见面。之后两人同为文科教授,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“小说研究所”的成员,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。

但两人的友谊真正生发,还要等到两年后的1919年。这一年5月,陈独秀主持的《新青年》首先刊登了周作人译作《贞操论》,提倡新的婚姻观;胡适随即发表《贞操问题》,热烈称颂《贞操论》的发表;稍后鲁迅又撰写《我之节烈观》,全面批判反人性的旧观念。胡适与周氏兄弟的友谊,由此而起。

虽然后来因为胡适逐渐与陈独秀的激进主义产生分歧、周氏兄弟当时支持陈独秀而各自站队,但周作人同胡适之间因为的关系一直不错。尤其是在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、老死不相往来,跟着鲁迅又因为跟胡适的朋友陈源、徐志摩连连笔战而连带冷嘲热讽胡适的时候,周作人跟胡适一直都有通信联系,还经常相互以诗唱和。

1929年,胡适因提倡宪政而被国民党上海党部通过严办的决议案,周作人写信劝他离开上海回北京教书。深陷麻烦中的胡适非常感动,回信中的感激溢于言表:“生平对于君家昆弟,只有最诚意的敬爱,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,此意始终不减分毫。相去虽远,相期至深。此次来书情意殷厚,果符平日的愿望,欢喜之至,至于悲酸。”

2

一场抗日战争,改变了两人之后的命运。

1937年8月9日,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月之后,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离开北平南下,而周作人作为北大留守教授仍然留在北平,当时还有其他三位留守教授孟森、马裕藻和冯祖荀,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学者。留守教授的职责是要与日军斡旋,尽力保护北大的资产和不能带走的实验设备和书籍。

胡适很快去了美国,担任非正式的外交工作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,胡适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态度就是尽可能忍辱避战、以待国力强盛再徐徐图之;但当日军全面侵华之后,胡适则力主坚决抗战到最后一刻。早在1935年,胡适就曾预言【太平洋(601099)、股吧】上将发生一场大战,不是中日而是日美之间的战争。他面见罗斯福,力陈中国抗战对于美国的利益,尽全力去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。

而周作人则不然。他青年留学日本,妻子又是来自日本的羽太信子,对于日本侵略自是没有胡适那样充满敌意。即便在日本侵略步步惊心之际,周作人仍然大谈“中国与日本现在是立于敌国的地位,但如离开现时的关系,而论永久的性质,则两者都是生来就和西洋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。”

所以在北平沦陷敌手半年后,周作人竟然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“更生中国建设应洽会”。消息传出,举国哗然:“民族魂”鲁迅的弟弟,居然要去跟日本人合作当汉奸?

此时远在伦敦的胡适心急如焚,生怕周作人迈出让自己身败名裂的那一步,于是写诗一首《寄北平的一个朋友》:

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,

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,

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,

飘然一杖天南行。

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?

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。

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,

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。

藏晖是胡适的笔名,而周作人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苦雨斋”。胡适提醒周作人:智者识得重与轻。

但周作人并未像胡适希望的那样飘然南下,他留在北平,终于接下了汪伪政府治下的北大图书馆馆长聘书。从此汉奸的帽子,他是再也脱不下来的了。

3

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6日,周作人收到一张华北政务委员会请他赴宴的请柬。他如约而至,等宾客到齐频频举杯之时,戴笠手下的军统局特务突然出现,统统逮捕。半年后,周作人被押往南京关在老虎桥监狱。

关押期间,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到看守所看望周作人,说他已联系了教育学院院长张怀、教授董洗凡、北大校长胡适、教授俞平伯等14位人士,准备集体呈词,要求法院轻判。身陷囹圄的周作人,自然非常感激。

此时胡适的地位,跟周作人自是一个在天一个在下。但1946年7月当他回到阔别九年之久的北平后,跟记者谈话谈及周作人时曾声称,“我与周仍旧是朋友。”当时许多左派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,爱护胡适名誉的傅斯年清楚胡适的性格,他声称媒体对胡适的表态有所歪曲。

但在胡适看来,周作人是不是汉奸,和他跟周作人还是不是朋友完全是两回事。前者是公共领域的问题,是法律问题;而后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,是个人情感的选择。我的朋友做了汉奸,自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,不代表我就一定要跟他彻底划清界限。

所以当俞平伯写信希望胡适出面为周作人开脱时,胡适默不作答;后来十五名教授联名发出《为周作人案呈首都高等法院文》,胡适也置之不理。虽然胡适以北大的名义,给法庭发去了证明周作人在任期间设备书籍不但没有减少、反而增加了的情况说明书,然而却并没有校长的署名。

胡适分得清两者之间的关系,却未必所有人都分得清。在文汇报、大公报等一堆报纸群起质问胡适为什么要为周作人辩护、是不是企图给汉奸洗地的时候,胡适只是保持沉默。

但胡适究竟有没有在公众看不到的背后为周作人出力,这是谁也不知道的。抗战前跟胡适交情很深的周佛海,最后被判了无期;曾是国共元老的陈公博,最后被判处死刑;而周作人最后只是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——后来又改成十年。放在大汉奸的群体里来看,已经算是相当优待的了。当时有一种说法,这是胡适在蒋介石本人面前为周作人力争到的结果。但因为无法证实,所以至今也无法确证:胡适究竟有没有拉犯错的朋友一把,又有多用力在拉。

因为国共和谈带来的情势变化,周作人1949年就出狱了。胡适先是从北京到上海,当他得知周作人出狱后,据说曾托朋友王古鲁再次劝他离开——但周作人反而让王古鲁劝说胡适留下。

最后两个朋友再一次选择了不同的道路,天各一方,老死不见。

1962年,胡适在台湾去世。此时他在大陆早已是名声臭大街的人物,小儿子胡思杜宣布与他划清界限,后来更被迫自杀。反动人物死掉当然是大快人心,但周作人却在此时写了一篇文章《回忆胡适之》。文章里没有说一句表扬胡适的话,只是细数胡适帮他出了几本书、发了几篇文章、给了多少稿费,而且特别提到他拿某笔钱买了坟地、葬了母亲和女儿,至今念念不忘。

“《希腊拟曲》的稿费四百元,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,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,在西郊的板井村,只有二亩的地面,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,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,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,所以倒塌了,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,已经成林了。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,侄儿丰二,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,也安息在那里,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,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,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。”

这可能是胡适死后,当时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。在胡适臭不可闻的时候,周作人完全没有必要写这样一篇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文字,就算是以他一贯的平和冲淡风格——但是他写了。活到将近八十的年纪,周作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?朋友究竟为你做了什么,外人的议论基本不足为道:朋友之间,万事心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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